典型的腰椎管狭窄多由小关节退变增生所致，其会造成神经受压，进而引起老年人出现行走困难以及下肢疼痛。年到年间，在美国通过单纯椎管减压治疗腰椎管狭窄的手术量稍有下降，而减压联合腰椎融合手术的数量却在这期间增长了15倍。目前，尚缺乏证据表明减压加融合手术能为患者带来更大益处，即便患者合并了退变性滑脱（由于关节退变引起的临近椎体滑移）亦是如此。在所有接受了手术治疗的腰椎管狭窄病人中，约有50%的患者进行了减压加融合手术，而在合并腰椎滑脱的病人中，这个比例达到了96%4,5。

由于手术操作对脊柱完整性的破坏，通常认为腰椎滑脱患者术后有腰椎不稳缓慢加重的风险。即使是对于腰椎稳定性较好的滑脱病人（上位椎体相对于下位相临椎体向前滑移不超过3mm），骨性减压加融合术一般也被认为是最佳选择4-8。然而在以前的研究中，认为融合手术治疗腰椎管狭窄相对于单纯减压并无优势。此外，在一项对美国年名患者的联邦医疗保险数据的分析中发现，接受复杂融合手术的患者发生危及生命的休克及心肺意外事件的概率的是接受单纯减压患者的3倍。除去较高的并发症发生率，融合手术还会因为较长的住院时间和额外的植入物费用而产生更高的医疗费用。F?rsth10和Ghogawala11等人曾对该问题分别发表了两篇研究，并提供证据表明在单纯减压基础上行融合手术没有更多收益。这两个研究均将标准的骨性减压手术同减压加融合手术进行了比较，其中手术对象为不超过两个节段的腰椎管狭窄患者且不伴腰椎的失稳，这也是腰椎管狭窄中最常见的类型。在瑞典的腰椎管狭窄研究中，F?rsth等人将伴和不伴腰椎滑脱的患者均包括在内。然而在美国的研究中，Ghogawala等人通过前屈后伸位X线检查仅将伴腰椎滑脱但不存在失稳的病人包括在内。

Ghogawala等人在5家医院随机招募了66名腰椎管狭窄及滑脱的患者进行实验。研究中预后的主要评价指标为SF-36生理机能评分，结果表明减压加融合手术在此项上仅有很小的优势，仅仅高于最小临床意义变化值（MCID,minimalclinicallyimportantdifference）。研究的次要评价指标为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ODI),此项评分中两治疗组没有显著性差异。ODI被用于评估下腰痛相关的功能障碍，是国际上的特定疾病功能评分，其在评价脊柱疾病治疗时优于通用评分。

F?rsth等人随机对7家医院的名伴或不伴腰椎滑脱的患者进行了手术治疗，手术方式为单纯减压或减压加融合手术。结果表明，技术上更为先进的减压加融合技术会在治疗中产生更多的花费，但在ODI评分以及任何其他临床结果（包括行走距离）方面并没有改善。此结果与他们之前对瑞典国家脊柱手术登记信息进行的大样本队列研究结果相一致。

Ghogawala等人准确地总结道，内固定融合术相比于单纯减压术在SF-36评分上的优势不能掩盖其较高的花费和较长的手术时间。考虑到针对疾病特异性ODI评分在对腰椎管狭窄的治疗评估上优于SF-36量表，而两个研究结果均表明两种手术方式在ODI评分上没有显著差异，这说明需要更多花费的固定融合术并没有给患者带来更多益处。

两项研究的结果有一明显不同之处，即为二次手术的概率。有许多患者在单纯减压术后（瑞典研究中为21%，美国研究中为34%）和减压加融合术后（瑞典研究中为22%，美国研究中为14%）接受了翻修手术。Ghogawala的研究中单纯减压术后较高的翻修率可能反映了在美国进行翻修手术决策的不同。相比于瑞典，在美国，椎板切除术后效果不佳的患者中接受翻修融合手术的情况更为常见。相反，美国医生对于融合术后的返修手术有着更严格的手术指征，导致在美国的研究中融合术后的翻修率较瑞典的研究中低。

两个研究均明确指出，对于大多数腰椎管狭窄患者，如果没有出现明确的失稳，手术应仅限于单纯减压。此外，这两项研究提供的证据指出腰椎融合手术不再是腰椎管狭窄治疗的最佳手术方式，融合术的应用应限制于以下情况：过伸过屈位X线检查证实的脊柱失稳；外伤、肿瘤、感染引起的椎体破坏；先天性腰椎滑脱或成人脊柱侧弯等脊柱畸形；术后椎间盘塌陷引起的椎间孔狭窄伴出口神经根受压。由于缺乏明确的证据支持，对于初次手术失败引起的椎间盘塌陷进而导致椎间孔狭窄的患者行融合手术仍存在争议。

腰椎管狭窄的治疗目标为延长行走距离及通过减压神经根以缓解疼痛。仅仅“为了更加保险”就为腰椎管狭窄的患者进行额外的腰椎融合术可能是过分谨慎且不必要的，它并不能为患者带来更多的益处。

PeulWC,MoojenWA.FusionforLumbarSpinalStenosis--SafeguardorSuperfluousSurgicalImplant?[J].NewEnglandJournalofMedicine,,(15):-.